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国际化水平日益加深，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也不断深化。第一，我国与沿线国家不断加深政策协议的沟通，但在教育交流和研究合作方面要进一步加强;第二，打造了双边、多边和区域交流合作机制以及多样化交流载体，同时要注重调动更多沿线国家的积极性;第三，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蓬勃发展，来自国家、地区、高校三个层次的专项奖学金项目百花齐放，但仍有较大完善空间;第四，沿线国家参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呈较快发展态势，但办学层次整体偏低、沿线参与国家布局失衡等问题突出;第五，沿线国家与我国在民心相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部分不足。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我国与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为全面发挥优势、应对挑战，应进一步加大教育开放力度，打造形成地区性高等教育国际化新系统;进一步提高国际化质量，形成高等教育国际化品牌;进一步增强高等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意识和能力。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年;“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交流机制
 

​四、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与中国的奖学金政策分析

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数量和占比不断增加，高于全球其他地区增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同时也加快了教育对外开放的步伐，吸引了世界各地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批学生来华留学。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大幅促进了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根据教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数据统计，全球来华留学生人数自2005年的14.1万人增长至2017年的48.92万，增长了约3.5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自2005年的3.3万人增长至2017年的31.72万人，增长了近10倍，明显高于全球来华留学生增长速度;同时，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从2005年占全球来华留学人数比例的23.4%上升到2017年的64.85%，这表明沿线国家对来华留学人数增长贡献巨大。可以预测，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沿线国家来华留学规模仍将会以明显高于全球来华留学生的增速水平继续扩大[38]。与美国、韩国等传统的来华留学大国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来华留学新的增长点，呈现出较高的年均增长率，而且目前仍处快速增长阶段，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继续推进，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数量、比例还可能继续大幅增加。
 

来华留学奖学金政策：项目百花齐放，体系不断完善，有待进一步提高奖学金使用效率

中国政府奖学金是助推来华留学发展的因素之一。中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设立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向来华留学生提供全额或部分奖学金，其类型有本科生奖学金、研究生奖学金和进修生奖学金等。近年来，中国政府奖学金在引领整个来华留学教育以及优化来华留学学历培养的层次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学历教育中，中国政府奖学金正发挥引领作用[39]，随着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来华留学规模的持续扩大，中国政府奖学金体系也已得到相应完善,结构逐步优化。比如，在2010年举行的第一届中国与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上提出设立中国-东盟(AUN)奖学金，中国政府将连续10年为东盟国家每年提供1万名学生的奖学金。尤其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各种形式和特色的奖学金项目纷纷设立，如2015年提出设立国别双边项目，2016年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等。

除教育部设立的政府奖学金外，我国一些省市也分别设立了针对沿线国家的专项奖学金项目。从资助金额来看，不同学历层次的留学生所能申请的标准也有所差异，例如北京市外国留学生“一带一路”专项奖学金对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资助标准则分别为2万元、3万元和4万元。除此之外，一些高校也呼应“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开展教育互联互通合作、人才培养合作以及共建教育合作机制，推动与沿线国家开展教育领域共赢共享发展[26](P163)。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生“一带一路”奖学金、中山大学“一带一路”奖学金等。

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加大政府奖学金投入，并着力提高奖学金使用效率。为服务国家战略，奖学金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成为国家战略人才和人脉储备的重要渠道[41]。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不断加大对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资金投入力度，逐渐构建了国家、地区、高校三个层次的奖学金体系，进一步增强对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吸引力，全力支持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当前我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留学教育奖学金的投入已逐渐进入稳定期，从2005到2016年的12年里，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奖学金规模逐年扩大，其增长率在11.5%到43.9%之间，最高峰出现在2009年(43.9%)。在此阶段，理论界和实践界就如何进一步提高奖学金利用效率，以奖学金为杠杆提高留学生招生质量，以及兼顾留学生奖学金与本土生奖学金投放的教育公平问题等展开新一轮讨论。
 

五、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办学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外合作办学一直被作为联结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高等教育的纽带，有力地助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办学也得到了发展的大机遇。根据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平台公布的信息，截止到2018年6月，由教育部审批和复核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及项目数量为1 322个，其中机构数量为93个，项目数量为1 229个;由地方审批报教育部备案机构及项目数量为836个，其中机构数量为33个，项目数量为803个。教育部审批和地方备案合作办学机构共2 158个，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和机构共239个，共涉及10个国家。可以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外合作办学正在逐步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将迎来高速发展的黄金期。但与此同时仍存在显著问题，比如沿线国家中外合作办学层次仍整体偏低，沿线国家中外合作办学规模仍较小、布局失衡，大多数沿线国家尚未真正参与到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中来。
 

合作办学数量扩增，但整体办学层次偏低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数量逐年增多(见图1)。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沿线国家参与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数量从2012年的118个增加到2018年的239个，年均增长率达到约12.8%，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当年增长率高达24.1%，显示出“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参与中外合作办学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从中外合作办学的层次机构来看，当前沿线国家参与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办学层次以本科和专科学校为主，整体办学层次仍偏低，其中沿线国家参与的所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中，专科层次的共有76个，占比约为32%;本科层次的共有149个，占比62%;硕士层次的共有12个，占比5%;博士层次的只有2个，占比1%。基本呈现出以专科和本科层次为主，硕士层次为辅，博士层次零星存在[42]的基本格局。
 

参与国家主体增多，但沿线国家分布失衡

根据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平台公布的数据，2012年之前参与中外合作办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只有俄罗斯和新加坡，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正参与其中，到2018年已有10个沿线国家与中国开展了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但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活动的国家只占“一带一路”国家的不足六分之一，大多数沿线国家尚未参与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数量占全国已批准项目(机构)总数的比例(11.1%)也很低。而且“一带一路”国家内部也显著失衡，俄罗斯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最多，占沿线国家总数的65%，其次是新加坡、波兰、白俄罗斯、马来西亚4国，其他国家中外合作办学数量则仅为个位数。
 

六、中国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状况分析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和民意基础，是沟通多元文化和不同国家战略的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了多种形式的人文交流，这些交流虽然不是直接涉及以上议题，却也与高等教育存在显著联系。那么，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外在“民心相通”领域的成就呢?本研究借鉴了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研发的国别合作度指数测评思路，该测评将“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中每个“通”的测评满分设定为20分，其中民心相通测评主要从“人员往来便利化”(6分)、“人才交流”(6分)与“双边合作期待度”(8分)三个维度来测量。具体而言，“人员往来便利”包括“友好城市”“交流活跃度”“人员往来便利”3个次级指标;“人才交流”包括“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人才联合培养”2个次级指标;“双边合作期待”包括“对方合作期待度”与“我方合作期待度”2个次级指标。本研究以2016年“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中与我国民心相通度最高的15个国家(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俄罗斯、老挝、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伊朗、柬埔寨、埃及、波兰、印度、蒙古和土耳其)为案例进行分析，得到如下发现。
 

友好城市数量呈增长态势，但长远发展尚待探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人文交流上不断深化，友好城市关系缔结是其中一项重要表现。自1979年至2017年5月，中国已与5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城市分别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共计707个[43]。从整体趋势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好城市缔结呈快速上升趋势，从最开始每年只与一两个国家的城市缔结一两个友好城市关系，目前已经发展到每年与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缔结十几个友好城市关系，而且该种趋势在2010年后增速明显。高等教育合作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好城市缔结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更多停留在国家层面而非城市层面，下一阶段中国可以考虑通过友好城市途径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具体城市的高等教育联系。
 

孔子学院遍地开花，有望以孔子学院为纽带更好实现高等教育各项“民心相通”目标

孔子学院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国对汉语文化的了解，有利于增进中国与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加强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要基石。本研究对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公布的数据分析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共在全球154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48所孔子学院和1 193个孔子课堂，在147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48所孔子学院。其中，已经在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建成154所孔子学院和131个孔子课堂，分别占全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总数的28.1%和11%。当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孔子学院建设仍在继续，下一阶段应进一步密切孔子学院与高等教育“一带一路”使命的深层联系，应通过孔子学院更多促进高等教育“民心相通”目标的达成。
 

与沿线国家合作期待度持续升高，各方合作热情较高，深化人文交流助推作用

统计数据显示，上述1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期待合作度平均值为2.08(满分为4)，中国对各“一带一路”国家的期待合作度平均值为3。其中，与中国双方合作期待度都较高的国家包括新加坡、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泰国、马来西亚、波兰、印度等。整体看来，我国对各国的合作期待度基本上均高于各国对我国的合作期待度，体现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处于引领与推动地位，沿线各国合作期待度也处于较高水平，这与近些年来各项“一带一路”建设制度举措密不可分。下一阶段，高等教育应顺应中外合作期待，与更多沿线国家展开更多更好的务实合作。
 

七、总结与建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高等教育联系日渐紧密。在高等教育政策合作方面，中国已与多个沿线国家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和其他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协议，涉及教师流动、研究合作等关键议题。在交流合作机制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已经初步构建起双边合作、区域合作、多边合作的立体式合作交流机制。在来华留学方面，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逐年增大并保持较高增速。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沿线国家正成为全球中外合作办学增速最快的区域之一。在奖学金设定方面，中国已经设立形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高吸引力的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制度体系。在民心相通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友好城市缔结迅速增多、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设置大幅增加、中外民众对于“一带一路”合作期待水平较高。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第一，从合作广度来看，中国仍未与大多数沿线国家开展实质性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留下大量的区域空白、国别空白、内容空白;第二，从合作深度来看，中国与大多数沿线国家的合作仍停留在签订协议、举办活动等浅层水平，缺乏真正面向“一带一路”合力进行人才培养等关键活动;第三，从互动关系来看，高等教育合作仍未充分调动起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参与积极性，仍然表现出显著的“以我为主”特征，沿线国家跟进的意愿、能力和速度仍然不足，中外高等教育合作的粘性不够;第四，从成本效益来看，奖学金设置等仍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尚未实现政策、资金等利用效率的最大化;第五，从民心相通的总体趋势来看，高等教育与其他“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路径仍未打通，沿线国家与中国的民心相通合作意向仍然不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合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启蒙期”，即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阶段高等教育更多是政治与外交领域的延伸，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留学生互派等少数领域存在合作，中国与前苏联及独联体阵营国家、以及中国周边的“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联系较为紧密;二是“发展期”，即改革开放之后到2013年之前，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40年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实现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紧密合作，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国别数量、合作内容等都大大拓宽，尤其是随着中国整体的国际地位的上升和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沿线国家“留学中国”、加强与中国高等教育合作的呼声日高;三是“爆发期”，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从自由合作变为有意识合作，“一带一路”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区域概念，高等教育成为民心相通的关键着眼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进入快速发展期。目前中国仍处于这一阶段，本文分析的高等教育政策合作等内容日新月异，中国正迅速成为地区性高等教育强国，正打造形成区域性学术劳动力市场，也正形成对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当前阶段，面向“一带一路”中外高等教育合作，中国高等教育应至少做好以下方面：
 

一、进一步加大教育开放力度，打造形成地区性高等教育国际化新系统。

“一带一路”是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努力，是继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秉持共建、共商、共享理念的“第二次开放”。开放既符合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符合全球科学中心转移、构建高等教育国际化强国的基本历史规律。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加大教育改革和开放力度，将在助力中国“双一流”建设目标达成的同时，推动全球高等教育格局的转变，打造形成地区性高等教育中心，形成新的地区高等教育秩序，构建新的区域性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这也将是中国高等教育由大到强迈进、由跟跑并跑到领跑转变的关键步骤。当前，中国已经逐步成为介于欧美主流高等教育系统和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之间的中间系统，成为全球学术人才流动的“中转国”。在此过程中，大量“一带一路”留学生涌入正帮助中国成为全球新的留学目的地国。与此同时，沿线部分国家受限于高等教育体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出现“人才外流”等最新趋势，为中国打造地区性高等教育国际化新系统提供了可能。但该种地区性系统重构也面临阻力，一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未与中国签署高等教育合作协议，一部分沿线国家则仍持观望态度，少数国家甚至视中国的政府奖学金等政策为“洪水猛兽”“金元外交”“教育领域的马歇尔计划”，对此中国应沉下心来，继续提高本土高等教育竞争力的同时，推动形成涵盖所有沿线国家的“一带一路”学历学位互认体系，实现人才培养标准的基本统一和所培养人才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也应通过协议签订切实打造立体式合作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与制度体系，扩大教育合作规模、深化教育合作强度、增强教育合作保障、形成教育合作惯性。
 

二、进一步提高国际化质量，形成高等教育国际化品牌。

当前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竞争激烈，“留学日本”等国别性国际化竞争方案层出不穷。中国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一直致力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则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提供了关键契机。下一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布局，应转变理念和心态，应从不计成本吸引外国留学生“万国来朝”的粗放式发展理念，逐步向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声誉、吸引高质量留学生来华、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等精致化方向转变，应从追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协议签署数量、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量、孔子学院数量等数量型指标，逐步向追求全方位、高质量、深层次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转变，应从学习欧美、学习东亚等传统的“学习型”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思维，逐步加强教育和文化自信，不断探索形成符合“一带一路”实际的新的高等教育公共产品和运行模式，应着力打造“留学中国”等品牌标签，形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内生号召力。
 

三、进一步增强高等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意识和能力。

应进一步开展高等教育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研究，应通过有效举措提高高等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应增强服务理念，注意分析高等教育与“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注意研究高等教育与其他“四通”之间的内在联系，加强高等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才、科技、创新、情感等支持，加强“一带一路”各项高等教育需求测算(如重大基础设施人才需求测算)，提升高等教育面向“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勇气和能力，形成高等教育与“一带一路”有机契合的新的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38]陈丽,伊莉曼·艾孜买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近10年发展变化与策略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6(10).

[39]刘宝存,张继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学历教育:地位、问题与对策[J].北京教育(高教),2017(5).

[40]教育部.十八大以来留学工作情况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170301/170301_sfcl/201703/t20170301_297675.html,2019-06-20.

[41]胡瑞,余赛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结构评价与发展策略[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5).

[42]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作者：李和章 林松月 刘进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