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为民生之本。中国传统的教育与科举考试配合，考取功名成为重要的目标，它解决了同龄人中能考取的很少人的身份转换问题，事实上也为他们提供了工作岗位。

但是，科举制度对于大多数人的就业是无视的，它所宣扬的是官本位价值取向,“读书做官”，“轻百工之人”，使得在传统上，中国教育与就业之间存在很微弱的相关，并且在观念、教育内容、机制上成为众多人就业的障碍。

就业市场开放不足是青年劳动力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

中国就业的问题依然比较严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突破了政府确定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的底线，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16-24岁、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8.2%、5.3%，青年失业率达到有相关调查以来的新高。

与此同时，中国又存在程度日益严重的用工荒。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制造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各类制造企业星罗棋布，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

制造业不再是简单的来料加工，劳动者的工作也不再以量取胜，日益细分、升级的需求结构与相对滞后的就业供给结构之间的对垒，是制造业用工短缺的主要原因。未来知识型、技能型的劳动力将成为主流，相对于普通工人，当前制造业发展的困境在于“技工荒”。

中国教育受评价牵引，过于注重考分和升学，不注重从小培养劳动与职业技能，青年人就业受传统观念和现实机制影响，带有明显分层特征。

大学毕业生热衷于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编制，因此存在纵向层级和横向类别与区域的重重阻隔，未能形成流通性高的开放的就业市场。2022年中国有1076万大学本科毕业生需要就业，硕博毕业生扎堆体制内居委会、县乡岗位。
一些城市、区县用高出本地平均工资不少的“福利套餐”——各种房补、人才津贴等等吸引高学历就业者；同时，相关机构测算中国高技能岗位缺少3000余万技能人才，两者之间的剪刀差在于培养与需求之间长时间脱节，没有真正建立法治规范的市场劳动力，也未能有效借助调节就业供求。

以清华大学为例，《清华大学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末公布）显示，在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明显倾向事业单位等“铁饭碗”，2021年，清华大学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中前往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分别为55%、11.5%、13.3％。而在政府十余年来积极倡导的创业方面，2021届毕业生创业人数为27人，仅占毕业生总数的0.4%。

2022年，中国国家公务员考报名过审人数首次达到212.3万，超过当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1/5，比前一年增加了1/3，平均竞争比达68:1。这种“考公热”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显示这些求职的需求层次主要在物质和安全的层面，仅希望找一个稳定的岗位。

解决了中国90%以上的人就业问题的民营企业，但是由于众多就业者嫌岗位并不“光鲜”，劳动强度大且待遇不好、社会认可度低，民营企业一直存在招工难，即便招到了年轻员工不少也是“临时选择”，这种状况限制了民营企业发展，也就限制了新的就业机会产生。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型就业模式、就业形态不断涌现，为各级学校毕业生就业与发展提供了更多选择。

2021届高校毕业生中选择灵活就业的有约三成属于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但在这方面市场前景不明朗、应届毕业生各方面能力尚不成熟，市场的规范性不足，政策保障不健全，影响创业者心态。

政府提高就业举措的多重效应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就业，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归口管理，将就业率作为对各级政府和高校的考核指标，不断加大考核力度。但政府举措产生的效果往往与初衷并不一致，显示政府难以替代市场解决就业问题。

2022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首次破千万，就业季却遭遇疫情封校、多家知名企业毁约校招，高校毕业生感受到了就业市场的阵阵寒意。在“史上最难就业季”的背景下，国家多措并举“稳就业”，并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的扶持力度。

中国政府多年来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进行考核，对学生毕业就业率提出刚性指标，将就业率与专业设置、经费拨付、行政考核、下一年度的招生人数挂钩，就业率成为校内资源分配的“指挥棒”。

于是出现高校软硬兼施让学生用“就业证”换“毕业证”，各种形式的高校就业率造假屡禁不止。教育部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又一遍一遍地重复不准高校强迫毕业生签就业协议，在试图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产生了新的问题。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各地都要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要求加强就业创业指导、政策支持和不断线服务。

人社部等十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的通知》，启动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升就业能力。但这些并未解决就业的深层问题。

目前制造业、企业对技工、技师的需求非常急迫，很多企业在实施新技术时，都面临高层次技能人才短缺、招工紧缺的问题。这类用工需求很难由普通教育体系的毕业生满足，也难以靠刚走出校门的高职院校毕业生胜任。

人社部打算指导各地根据国家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需求，动态调整培训专业设置补贴项目，提升培训层次，为企业培养更多技能型、应用型和创新型的技能人才。这依然显得短期临时性，未必能见效。

国家鼓励、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力度从未减弱，2022年更是明确给予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税费减免等政策。

此外，鼓励高校毕业生发挥专业所长灵活就业，对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但有主动创业意向的高校毕业生凤毛麟角。

清华、北大之类高校毕业生选择主动创业的人数比较少，反倒是高职毕业生被动创业的比较多。从往年的统计结果看，高职毕业生创业主要包括电商、主播、全媒体运营等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的互联网就业形态。

政府对就业的重视主要采取行政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或较少采取优化、扩大市场，从源头上给市场主体创造更为宽松、良好的环境，产生更高的就业需求，因而效果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中国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主要属于行政体系的组成，没有主动适应市场调整专业、课程、培养目标的意愿和能力，使得“学历的尽头是编制”的现象短期还难以改变。

长期以来的众多事实表明，解决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青年人就业问题，政府必须尽责，但主要不能靠政府，而是要建立法治、健全、规范的市场。

更充分的就业需要更大的开放

从源头上可持续的解决青年人的就业问题需要依托市场，并且需要更为开放、更加法治的市场。“市场”与“法治”是开放秩序的外在表现。

真正的开放是以个人为单位向内和向外的双向开放，首先是对内向人的天性和个人权利开放，使人成长为更有能力更健全的个体；其次才是对外开放，突破阶层、地域、国界，获得尽可能平等参与经济、政治、社会三大方面活动的机会，再促进社会生成更多机会向才能和美德的兼备者开放，就业的更多机会自然在其中，就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体系就会形成。

中国现有的教育体系相对封闭，未能面向人力资源市场培养人才，即便在职业院校中，课程依然相对单一、普通、抽象，与实际的工作岗位要求和学生的就业能力培养尚存较大的差距。

中国的职业教育规模目前有了很大提升，但职业教育与用工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整体上没有形成，市场的用工需求很难直接反馈进学校专业设置决策，导致随着用工需求的多样化、精细化，学生掌握的技能仍然与市场脱节。

产教融合的两端的企业与学校是性质和运作方式完全不同的两个机构，使职业学校充分融入市场亟需转变职业学校的办学体制机制。所以，教育从与生活脱节，与就业脱离，追求单一标准的考试升学中解脱出来，才能帮助青年人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对于企业而言，政府除了税收减免，更要做到优化、简化企业管理，减少对企业过度的行政要求，真正给企业松绑，从全局激活市场，打破少数特权机构“铁饭碗”，不单从就业看就业，而需要从整个社会体系的自主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考虑就业，才是更为关键。

对于整体社会而言，缩小终身保障，一劳永逸的体制内“铁饭碗”与终身劳碌，缺少保障的人群之间的差距，降低企业用工淘汰制与财政保障人员没有退出机制之间的反差，使各行各业的就业都融会进开放的大市场，通过市场促进就业更加公平、有效。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与用人需求的各类机构，在更加开放的市场中选择和发展自己。

就业的源头还在于有正常的需求，全球化事实上形成智能的跨国交换的全球大市场，再优秀的人才没有自己的全球大市场也英雄无用武之地，智能劳动价值就不能实现；再好的企业没有全球化的智力和技能人才同样不可持续，任何一方都不能忽视开放的、正常的、兴旺的全球大市场的威力。

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中，反复印证了开放成为一种走向兴旺的秩序，只有在这种秩序中经济才能不断发展，文明才能不断进步，就业问题在其中就可迎刃而解，青年人才会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作者 | 储朝晖，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